滕维藻教授是南开大学的开创型校长
——纪念滕维藻校长逝世五周年
钱玉麟
滕维藻校长离我们而去已五年了。每当我们走在校园里，看到三十多年前，滕校长主政南开期间，盖起的一幢幢教学楼、教职工住宅、学生宿舍时，这些建筑物虽不那么时尚了，但这批建筑物没用教育部门的一分钱，是滕校长用高度的智慧，以改革的创举，引进了部外的巨资修建起来的，他与南开人一起走出了南开最困难的低谷期，为南开的今天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南开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滕维藻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被学界称为我国的世界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于1982年被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聘请为专家顾问，这是中国首次任此一职务的专家。在他任职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研究所、APEC研究中心，组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群体，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不断培养出博士、硕士、本科生，是南开大学的一大特色。
滕维藻教授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改革开创精神、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南开大学聘任为金融贸易系主任，1952年起任副教务长，直至“文革”。1979年始，国家任命滕维藻为副校长，1981-1986年任校长，1984-1986任代理党委书记。
任期开始时，南开大学受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以及唐山地震的波及，与全国一样处于崩溃的边缘。教师和部分干部遭受政治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有的下放去农村。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但学术上的停滞落后，需要相当的时间及加倍的努力才能恢复。十年没有补充青年教师，后继乏人。多座教学楼及住宅和宿舍受震损坏，需加固，老教师的住房被侵占，校园内到处有临时建筑住满了人。实验室已被破坏，仪器设备坏损，图书资料十年中断，教室拥挤。这些十年累积的困难，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解决，但教育部下拨的经费只够低水平的维持，南开大学跌入最困难的低谷期。滕校长面对这个烂摊子，真是困难重重，寸步难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党委领导下，滕校长确定了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的中心任务，并制定了“加强基础、着重提高、发挥优势、补充短线”的办学方针，提出“根据可能、挖掘潜力，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批国家急需的新兴和薄弱学科的专业”。
方针定了，怎么迈开第一步呢？
滕校长首先恢复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向教育部申请后，1980年11月24日下文同意我校设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开始招生，学制四年。同年12月，任命陈炳富任系主任。该系恢复招生后，碰到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师，尤其是专业课的教师；没有教科书和图书资料；系的办公室和教室挤在一座旧的学生宿舍内。
摆在滕校长面前的是两大难题，一是发展资金，二是教师。向教育部伸手要发展资金，断无可能；如果消极等待，就会错失发展机遇。他在党委书记张再旺的支持下，以改革进取的精神，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寻找发展资金。
一、物色几个“高级推销员”，到社会上去推销南开，寻找资金
在滕校长的主持下，学校确定了发展应用学科的重大决策，对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经济管理人才理应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选择哪些同志来做这件事呢？滕校长挑选了几名中层管理干部李万华、王大璲、张亦谉、李国骥、钱玉麟，赵文芳。这些同志的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初期在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而留校工作的，他们亲眼看见了五十年代初期的繁荣的财经学院；经历了院系调整，只剩一系一所，大伤元气而处于低谷的衰落期。这些同志不甘心衰落，具有强烈的愿望，要恢复、重建、发展我校的财经学科。
恢复重建的资金从何而来呢？滕校长告诉我们，指望教育部是断无可能的，部拨的经费只能用于低水平的维持费，不可能有发展资金。唯一的办法是走出去，到北京去，找教育部以外的其它中央部门寻求合作投资。而这些同志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三十年，习惯于列计划等着拨经费，不会也不可能到计划外去找资金。市场的概念在五十年代初的书上学过，但没有实践过，到哪里去找资金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清高，耻于谈钱，更耻于伸手要钱。在振兴南开的强烈愿望驱使下，走出校门去北京，与中央有关部门的联系交谈中，锻练出了一批南开大学的“高级推销员”，逐渐培养出了“三皮”精神，就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向中央部门介绍南开优势及有关学科教师的专长，全国招生高分学生的生源优势，合作办学的价码等等。
李万华、张亦谉、李国骥、赵文芳等五访石化公司、三访劳动人事部，走访了二十多个部门，都没有成效。
参与这支高级推销员队伍的还有：魏宏运、姚耀、刘茂山、贾秀岩、肖英达等。
二、找到第一个投资者——国家旅游总局
1979年，历史系魏宏远去北京看望老同学席海潮，席任国家旅游总局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谈及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前景，席建议母校南开设立旅游专业，以应国家急需。魏对此很感兴趣，因旅游是与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魏回校后，向滕校长陈述并申请办理这一个新专业。
南开要办旅游专业的消息传出去后，关心南开的校内外人士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认为“旅游不就是打个小旗，带着游客去游山玩水吗！”“这种导游在中专办个专业，学一、二年就可以了。”有的提出“办个短期培训班就行了。”认为“旅游不是学问”，“更谈不上是学科”，“南开办旅游是自降身价”。这些议论，有的来自任职官场的老校友，有的是经济学者，这引起了滕校长的高度重视，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滕校长本着多听则明的领导风度，也倾听来自旅游部门的意见，他们认为旅游将发展成为产业部门，旅游有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旅游企业需要经营管理人才，旅游景点需要规划管理人员，导游需要多种外语并懂得文化历史，旅游应该是一门学科，中国还没有，但美国、瑞士、英国、法国等旅游发达的国家都办有著名的高等旅游学院。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滕校长和娄平副校长决定在南开办旅游专业。这一决定，使南开大学成为在全国高校中办旅游专业的首创者，随后，许多高校纷纷上马旅游专业。这充分说明滕校长的决策的前瞻性、果断和勇气。二、三十年后，旅游系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和博士生。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想不到的。
当南开上报教育部，申办旅游管理和旅游英语专业时，碰到了极大的难题，这就是在教育部制订的专业目录上，没有这两个专业。那时，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没有深入到改革专业目录的情况下，南开是无力改变的。而在教育部内有的司局同样认为“旅游不是学科，不用在高校办专业”的看法，这更是难上加难了。如得不到教育部的批准，那合作办学就不可能了。在教育部内，综合教育司财经政法处处长王泽农是一位有识之士，热心支持新事物的成长，他是教育部的老人，与一些司局长是“文革”前的同事，与部领导也能商讨问题，经他与有关司局的沟通商讨，终于会签同意，经部领导批准后，于1981年3月正式下文，同意南开增设旅游专业，学制四年，1981年开始招生。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并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旅游专业后，在老校友席海潮的引荐下，旅游总局教育司司长陈淑辛来南开，与李万华、王大璲、李国骥多次商谈，终于在1981年6月17日签订了南开有史以来，第一个合作办学协议，旅游总局向南开投资440万元，南开为该局每年招生100人，设旅游管理和旅游英语两种专业，学制四年，全国各省招生，这一协议开创了与部外的中央部门合作办学的第一例，在全国首创了一个新专业。
旅游系成立后，81年9月新生开学上课。建专业后的头两年该专业设在历史系，1982年4月28日，学校任命何自强任系主任，并将该系改属经济学院领导。
三、老战友的来访，找到了第二个投资者
1981年的春夏之交，姚耀（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老战友方磊来津公干，同时到姚耀家相聚。方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副司长，谈话中，方磊来津的主要任务是与一所市属财经学院商谈合作培养金融专业学生事宜，在旁的李国骥一听此言，就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李国骥说，南开大学有好几位著名的金融专家，滕维藻校长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是南开的金融贸易系主任，南开可以在全国招生，毕业后向全国分配，这符合人民银行培养人才的用人目标，南开招生入学的分数高，素质好，当年签协议，当年就招生，与南开合作办学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建议人行与南开合办，这一席话，反映了李国骥爱南开，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旁人看来，这是“抢生意”，“抢着揽活！”这对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实在不容易，作为南开人而不是财经科系出身的姚耀，私人奉献了一顿午餐，招待战友方磊。方磊表示要把南开的情况带回总行向领导汇报。接着李国骥、王大璲与人民银行多次协商交换意见后，我校于1981年11月9日，上报教育部申请设立金融专业，学制四年。教育部于1982年4月23日批准，同意我校设立金融学系。4月8日，学校任命钱荣堃任系主任。
1982年3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南开大学签订关于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协议，每年招生本科生100名，研究生10人左右，对我校投资320万元，取得了第二个合作协议。
四、下一步怎么办？
签了两个协议取得了成效，走访了二十几个部门，无功而返。这就需要冷静地议论一番，有那些经验和教训？
在滕校长主持下，南开“高级推销员”们议论纷纷，各说各话，归纳起来，有以下共识：
①选准合作对象。“文革”后，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需要而新建的中央政府部门或总局，急需人才，而且都属于短缺专业，这些新建部门，没有本部门下属的高等院校。它们有培养人才的急迫性；
②这些部门培养人才的方法，是寻找合适的大学，采用合作办学的方法，更愿意找名校合作，这样做可以保证质量，生源质量好，投资少，比自己办学有更多的优越性，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合格的毕业生；
③要求急。它们的条件是当年签协议，当年拨款，当年招生。这对我校有极大的压力，要拿到这笔资金，必需高效率地去完成各项教学与后勤的准备工作，这就需要校领导亲自抓，才能促使各部门通力合作；
④ 要加强与教育部，特别是政法财经处的联系，主动请示汇报，以取得支持；
⑤要统一价码。合作谈判，必然要讨价还价，这个价码的标准是什么呢？高了，投资者不干，低了南开大学赔不起，教育部不会同意，大家认为应该用教育部规定的基建面积和办学经费标准，这是国家标准，公平有据；
⑥ 老战友、老校友、老教师是合作办学的宝贵资源，他们的桥梁作用十分宝贵，成功的项目都离不开他们。
以上这些共识，推动了“高级推销员”更加自觉地寻找目标，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更多的协议。
滕校长在明确战略目标的同时，又一起研究了战术，为下一步的进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大面积丰收
拿下了两个协议，取得了成果，总结了经验，“高级推销员”的信心倍增。寻找客户的目标更加明确了。
经过多方联系，李万华、王大璲、李国骥与国家统计局商谈了合作办学的有关条款，于1983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我校签署有关建立数理统计专业协议，国家统计局向南开投资了320万元，经教育部批准我校设立数理统计专业。经胡国定副校长的干预，这个专业放在数学系，投资款用以修建了数学大楼。
在经济系贾秀岩老师的引荐下，经多次协商，讨论合作办法，于1983年4月13日，国家物价局与我校签署关于建立价格专业协议，投资190万元，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价格专业，设在经济系。
1984年又签了两个协议，是金融系副主任刘茂山引荐，一是保险专业，一是农业金融专业，王大璲、李国骥、张亦谉、钱玉麟多次奔跑，农行行长秘书，是南开毕业的青年校友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保险总公司投资330万元，农业银行投资260万元。教育部批准我校设立这两个专业，由金融系领导。后另设保险系，系主任是刘茂山。经会计老师肖英达引荐，李国骥、钱玉麟多次联系协商，于1984年11月21日，国家审计署与我校签署关于培养审计人员的协议，投资300万元，周概荣任系主任。
有些部门在签订协议后，看到南开执行协议认真，又追加投资，增招学生，签订了补充协议，增加了更多的投资。
从1979年到1984年的五年期间，在滕校长直接领导下的“高级推销员”的努力，共筹得合作办学资金2730万元。
近日，听到有人说2730万算的了什么，一个科研项目比这个数还大呢！这种比较不妥，这是三十年前的2730万元，据当时任总务长的张亦谉说，八十年代初，每年部拨的基建经费只有150万元；1986年的总务长杜品良介绍，一年部拨基建经费仅400万元。经济学院教学楼群共25785m2，每平方米造价约400元，共用了1000万元左右。教职工和学生宿舍的每平米造价约200元，这笔巨款可建13万平米的楼群。用这笔资金修建的第七教学楼，旅游系用了，外文系和电教中心也用了。据时任副总务长黄成龙告诉李万华，这笔巨款“还修建了数学楼，分子生物楼，西南村教师住宅，以及多幢学生宿舍。还修建了三五电站，修桥，铺设道路等工程”。这笔巨款对南开真是雪中送炭，加速了南开的建设发展。
六、合作办学的创举，推动了我校的改革
滕校长直接领导并亲自组织实施的联合办学新创举，是认真贯彻执行并具体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推进南开大学教育改革而富有创造性的措施，具体的有以下几方面：
①打破了我校三十年一贯的老九系的体制，建设了一批国家急需的新专业。真正做到了“文理并重、比翼双飞”，在不削弱基础学科的同时，建起了一批应用性学科，初步改变了南开规模小，学科门类少的局面，为南开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厚实的基础。
②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关门办学的局面，打开校门，面向人才市场，与教育部以外的中央有关部门合作办学，根据需要而设置专业，确定招生人数和招生地区，减少了盲目性，加强了对人才市场的适应性。
③打破了办学经费来源渠道的单一性。打开了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新局面，筹集到了巨额资金，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创业，建起了一大批楼群，加强了学校办学的实力和活力，减少了伸手要钱的依赖性，加强了自开门路的创造性。
这些创造性的改革成果，同样地应该归功于党委领导。我们在南开工作六十多年了。张再旺与滕维藻互相信任与尊重，团结和谐，只补台不拆台，是最好的一对亲密战友。事实证明，主要领导的紧密团结，可以做到工作效率高，有效成果多。
再旺同志奉调，出任市委领导后，接任的党委领导来校，偏听偏信，错误地指责滕校长“发展财管专业快了，造成学校的不平衡，全面紧张”。从表面上看，招生多了，学生宿舍，教室是紧张了。这是因为建筑系统的计划体制尚未完全解除，资金到位了，要修建房屋，需要时间，因此，这种困难是暂时性的。86年经济学院一幢教学楼建成，88年整个楼座建成，一批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建成，大大改善了教学和住房条件，一时的紧张状况就解除了，各类用房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充分说明了那位新领导的短视和偏见。
七、邀请海外学者来校主持研究机构
滕校长在抓紧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同时，以世界经济学家的国际视野，重视研究机构的建设和提升。他邀请原世界银行著名经济学家杨叔进任我校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还邀请原联合国总部高级经济专家桑恒康创建我校交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开创了我国运输经济新学科。他还邀请了美国坦普尔大学的段开令教授来南开，引进了精算学这一新学科，使南开成为我国精算学的开创者和教学研究中心。段还出任我校国际保险研究所所长。这几位旅居海外的老教授，著名学者来南开任职，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水平，创建了新学科和新的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研究人才。
八、培养紧缺师资
得到了巨额发展资金后，滕校长增加了新的忧虑。他深知没有资金，建不成新专业；光有资金，没有教师，办不好新专业。他依靠老教师，培养研究生，准备未来的教师。但若干新办专业，没能及时培养研究生，他依靠加拿大援助资金，办好了中加合作项目，培养师资。拟另文详述。
九、发展文理应用学科
滕校长根据国家需要和本校的基础，抓紧恢复和新建了经济管理学科，积累了巨额的发展资金。滕校长没有就此止步，他又稳步地发展了应用文科。在他的主持下，还新建了法学系、图书馆系、政治学系。我校应用文科的发展和建设，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在理科方面，滕校长狠抓了老学科的巩固和提高，在教育部和天津市的支持下，发展新学科，增设了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高分子化学、计算机、电子学、系统科学、环境保护等新学科。他还邀请著名画家范曾回校，增设了东方艺术系。
滕校长的开创性工作，筹集到了巨额资金，以革命创新的精神，从恢复和发展财经管理学科着手，使南开大学逐步形成一所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使南开大学走出了低谷，迈向了兴旺大道，为南开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滕校长德高望重、心胸宽广、和蔼可亲、思维敏锐、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不说空话，不说大话，脚踏实地，用毕生的精力建设南开，发展南开。
综上所述，滕维藻校长是继张伯苓校长之后的又一位南开的再创业者。滕校长对南开的巨大贡献在校史上留下应有的历史地位。
滕校长离任后，多次告诉我们，南开走出低谷，千万不能忘记曾经帮助过南开的那些中央部门的老同志，老校友，以及我校的老教授和高级推销员，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才能使南开走上兴旺大道。
南开人永远不会忘记，把南开从低谷中迈向兴旺大道的开创型校长滕维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