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原校长助理、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冼国明教授
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庆典上的主题报告
(2017年10月28日)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主要是谈一下我在国经所30多年任教的体会,以及我对国经所未来的期望。今天是我们庆祝国经所建所30周年,对于人来讲,三十而立,立的内涵在于能够承担责任,拥有真实的目标和方向,能够理解政府的倾向。今天我的发言主要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回顾和感恩,第二个是继承和发展。
在第一个方面,刚才已经有一些老师对国经所过去的30年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就我而言,我想分享一些切身经历的感受。滕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世界经济这个领域,当年建立国经所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紧密相关的。当时中国改革和开放是两大主题,30多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很多都是盲目的,我们不了解世界经济是怎么运行的,不了解对外开放会面临什么问题,问题怎么解决,对外开放的战略是什么,这些都是陌生的领域。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之后的发展很重要,所以当时南开的一些老先生认为南开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经济研究所。当时南开有两个研究所,一个是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在一个就是国经所,当时教育部要求这两个所的所长必须要是新的,最初我们想邀请曾经经研所的校友,后来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的李卓敏博士回来担任所长,李先生认为自己年岁已高就推辞了,他推荐杨叔进博士来担任所长,杨博士也是南开经研所的校友,也是世界银行的高级研究员,杨先生由于工作的关系对东亚一带的国际经济深有造诣,由他来担任国经所的所长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杨先生和李先生领头讨论,定下了国经所的几个研究主题,第一个是对外贸易的理论与政策,第二个是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第三个是跨国投资,第四个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这是国经所最初的四个研究主题,直到今天,这些主题仍是国经所的主要研究领域。
除了选定研究主题之外,老先生们还强调了研究的两个方面,第一是要进行非常好的理论研究,要借鉴西方经济学最新的发展。第二个特别强调要为政府和社会的决策提供支持,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国经所一直秉持的两个研究标准。在政策制定方面,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在面临抵御国际跨国公司的问题。现在我们对跨国公司习以为常,但是三十年前,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认识。那个时期我们更多的把跨国公司看作一种威胁,对于怎么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怎么引进跨国公司促进经济发展,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和各级政府也没有达成共识。当时国经所就和跨国公司管理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研讨会,研讨会得出初步共识: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进跨国公司是必须的,有利的。研讨会得出的这一基调,以及后续一系列如何利用跨国公司带动经济发展的研究,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任务提供了重要支持,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国内对于加入WTO有赞同和反对两种声音,学术争论非常激烈,同时欧美国家对中国加入WTO不断阻挠,这一情境下中国加入WTO的道路异常艰辛。中央专门成立智囊小组来我们南开和国经所的老师座谈,询问我们的看法,国经所的老师在仔细考察数据和现实之后,指出中国应该尽快的、义无反顾的加入WTO,此举必然利大于弊。中央小组通过这次座谈之后,告诉我们他们对于中国要加入WTO的信心更加坚定了,非常感谢南开教授们的宝贵意见。
再一个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在2000年,当时中国对于是否要引进外资又开始了激烈争论,中央从全国组织了专家来专题讨论这一议题,我们国经所作为南开的代表在这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给出了数据支持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引进外资的政策。
大学的研究和社会机构的研究存在区别,我们的研究是立足长远的,战略高度的制度研究。我非常感谢当年腾先生、杨先生等一批老先生,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为国经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开创了优秀的传承。这些贡献为我们国经所这30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在这里,我代表国经所的老师和学生们对这些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二部分主题,国经所的下一步研究方向在哪,哪些课题对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些看法。正好在所庆前几天,我们举办了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长达三万字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报告非常深刻。比如说他讲中国周围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调整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有一些变革也应该加深,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信息化都在发展,国际秩序较以前比更加平衡,我认为这些论断是十分深刻而准确的,另外我认为能从中提炼出世界经济现阶段几个重要的议题。比如说,现在都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据经济时代,数据经济到底何等重要呢?这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第三个,更加包容的数据经济形态,这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高级经济形态。数据这种生产要素和其他要素是不同的,他是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足量供给的,这种生产要素就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有限的约束,这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将会怎样重塑全球经济网络和与此相关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数据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使全球的生产者更加紧密,全球的贸易、交换、生产格局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外投资一改过去重投资的模式,而是在采取轻资产的投资,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互联网公司的对外投资,数字极端的投资,不像以前一样进行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而是互联网公司和当地的供应商合作,调整资产的比例,因此,传统的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比如说寻求全球最新的生产要素的动力,寻求全球市场的动力就发生了变化,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的资产链也相应的发生变化,相应的全球的贸易的格局和其他格局也就发生变化,这个就是吸引力很重要的一项,中国在接受这个新的技术状态,务必由传统的产业和企业的制度障碍,到接收和采纳新的技术状态,我们也更加的简洁更加有优势,比如电子支付,手机支付等等,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相比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和欧盟国家,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欧洲的传统的市场产业是有进入障碍的,美国人把欧洲人的制度拿来用,形成了美国在第二次经济革命中的优势地位,对我们中国来讲,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多的束缚,这也是中国的手机支付能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因,中国有得天独厚的市场空间优势,重要的是我们能像当年美国进入欧洲一样,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自己的模式,制度都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以前在全球经济中,在中国加入WTO以前,我们作为新来者,是规则的约束者,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互利共赢模式,已经有的游戏规则,是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那么互利共赢的基础是什么呢?中国经济游走在世界经济中间,我们也迎来了新的挑战,比如我们加入APEC的时候,美国制定的一些得到众多成员国认可的规则,就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也决定了我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角色,建立自己国家的规则。
第三个方面就是,新的改革新的局面我们要有自己的创意,对外投资增加,2045年我国要进入中等发达的国家行列,到时候中国会成为人口大国,一系列的政策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会非常非常巨大。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是上个三十年的主题,最后的三十年将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题。因为现在很多的资源都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缔结了贸易往来的关系,甚至有的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个方面,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在之前,在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雁阵模式,而日本是将自己的产品销往美国等国家,这种模式是由外部市场环境决定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与别国情况不同,要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如果解决不了中国市场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取得一定的建设成果是很难的,这也是我们应该要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高质量的制度研究和技术研究二者相结合也是很重要的,制度研究,确实是中国研究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现有的文献必须要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的现状与时俱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扎扎实实的走出国际化的道路,但是我们研究的国际化和三十年前的国际化是不一样的,三十年前的国际化呢,是老老实实的向别人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国际化,需要和发达国家保持密切的交流,同时呢,也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经济的发展确实成果显著,这个经验我们去研究,成为一种理论,成为一种政策,借鉴给发展中国家,当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中国的学者去研究,去解决,那么我们现在的国际化研究呢要向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看齐,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现在是全球的第二,那我们中国经济的研究也应该达到相应的位置,我们国经所,应该做中国最好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我们要致力于提高我们机构的研究的水平,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办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办好研究世纪经济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所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