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热门问题的观点

系列 4  2009 年 4月 29日

主编：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编辑： Lisa Sachs (Lsachs1@law.columbia.edu)

创新的新格局——中国与印度的崛起

Gert Bruche

继生产的全球化之后，企业研发的国际化才姗姗来迟。跨国公司（MNE）的全球研发网络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间初具规模，进入90年代后迅速发展。推动“创新全球化”的因素包括贸易与投资管理的不断变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完善了知识产权、全球运输与通信成本的降低与不断便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垂直产业的专业化与价值链的分类等。持续高涨的跨国并购是其中主要的直接推动力，因为并购后的企业能够继续大量使用许多其他国家的研发基地。

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创新的地理格局大体上与三大发达地区分布一致：北美、欧洲和日本。发展中国家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人才（人才外流）或者是充当诸如中国台湾、新加坡、以色列等小型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某些领域的专家。随后，跨入新世纪之际，研发FDI转向中国与印度两大新兴经济体，并且中印供应商与合同研究组织（CRO）间的合作从提供寻常服务升级到提供知识处理以及离岸研发（Bruche 2009）——这两大相互关联的战略打开了三分天下的局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州仪器进驻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摩托罗拉在中国进行开拓性研发投资起，两国跨国公司（MNE）研发中心数量逐步增长，但截至2001年都还不足100个。随后中印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层出不穷，展示出腾飞的景象。一时间，中国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增加了十倍多，截至2008年底达约1100个（分属920家跨国公司），而印度则增至780个（分属670家跨国公司）（Zinnov 2009）。跨国公司内部离岸研发的增长以及研发离岸外包的扩张是与中印供应商及CRO的学习进程相适应的。许多调查显示出了这一趋势，各公司报告均计划进一步扩展在这两个国家的研发投入。

为何突然转向中国和印度？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众多中高科技行业内树立了自己全球领先市场与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这意味着开展研发工作对本地资源有着更大的需求，更为激烈的竞争同时要求加大当地市场新产品的开发。相比于中国主要以市场导向与顾客导向的研发投资，目前印度大量的离岸研发仍以寻求资源为主，旨在利用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廉价的人才储备。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从高职位、高素质的海外印度侨民以及回流的移民身上获得的益处比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更多。其他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有中国政府巧妙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市场换取技术）以及印度通过私有科技园长期促进知识出口。美国、欧洲以及日本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方面技能的紧缺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0年以后，中印已成为三大区之外跨国公司最为青睐的研发基地（以色列除外，其市场规模不够大），但他们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东欧以及巴西等）在研发FDI与研发外包合同方面存在着竞争。尽管他们的综合比较优势例如较大的市场规模、大量低成本人才、（印度）良好的英语沟通技能、高素质海外移民以及相当发达的研发生态系统等，是其他新兴市场难以匹敌的，但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与高级研发人员的损耗似乎使得这一优势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之下，金融危机可以视为一种意外的契机，将有助于控制上升的成本并为两国重建和进一步改进人才储备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跨国公司研发转向中印这一现象，还有些情况需要考虑。首先，三大区内大量的企业研发仍在母国进行，研发FDI仍主要集中在三大区之内（Jaruzelski & Dehoff 2008）。其次，跨国公司在中印的新近研发投资与离岸外包仍局限在特定领域：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份额为通信技术，而印度则主要集中在软件与工程研发；其余或多或少涉及健康领域（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各种化学、临床前与临床服务）与汽车行业。最后，大部分跨国公司的研发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中国的北京、上海与印度的班加罗尔、普纳及国家首都地区承担了60%至80%的研发工作。

尽管创新新格局这一论点在今天可能会遭到质疑——研发的这种迁移是否确实预示着中期重要转变的开始。尽管对此问题缺乏系统性研究，但似乎有共识认为，中印跨国公司研发大部分是一些常规业务，包括改编现行设计与流程或者为三大区高级研发中心提供创新型产品与工序所需的模块。然而有零散的证据表明，快速学习与升级处理将会诞生更多的研发中心与CRO，而这些机构在跨国公司全球创新网络中扮演着全球顶级研发中心的角色。然而这是否会导致最终创新区位的转变，仍有待观察。只要创造出来的知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并且中国和印度在新兴行业（如医药和汽车）上缺乏独立运用和整合的能力，创新就仍然会在跨国公司母国内部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发的转变可能会提高而不是削弱三大区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地位。当地跨国公司研发对于中国与印度各公司与机构的溢出效应会加速中印的赶超速度，这一观点看来存在些许合理性。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中国与印度较为先进的公司，其研发投资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跨国公司能够为优秀的研发人员提供更有吸引力且更大回报的工作，当地的公司可能会遭遇人才外流。另一方面，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如中国的华为及印度的塔塔）已开始在欧美收购或者建立研发中心以跻身高科技知识行列。

对于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的研发再布局计划，金融危机会引发多大程度的变动仍有待观察。重压之下的跨国公司为维持其在母国的核心业务的运转，可能会削减研发支出。那些紧随其创新步伐且实力强大的公司（如德国的博世和西门子、美国的思科和微软等）以及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行业（如制药业公司），可能会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并从中印相对宽松的人才市场上获利。当中印仍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市场时，这些公司在危机后可能会有更为强劲的市场地位。虽然中印政府对创新新格局的出现持欢迎态度，但当前全球危机可能会引发欧美决策者技术民族主义者立场的复兴并削弱从长期双赢局面考虑此发展格局的倾向。

参考文献

G. Bruche (2009).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as New Competitors in MNCs Innovation Networks”, Competition & Change, Special Issue on: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ra-firm Competition,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Outsourcing, forthcoming.

B. Jaruzelski, K. Dehoff (2008).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rategy+business (Booz & Co), 53(Winter): 54-67.

Zinnov (2009). R&D Globalization: The China Chapter (Bangalore: Zinnov).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生胡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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