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FDI时事专栏
系列55 2012年1月 9日
主编: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Jennifer Reimer (FDIPerspectives@gmail.com)
FDI存量作为衡量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活动的
指标有失偏颇: 一个观点
Mira Wilkins
Beugelsdijk, Hennart, Slangen和Smeets等人于近期某一专题研究中提醒读者，FDI存量这一衡量指标存在偏差。他们倡议谨慎这一使用数据，获得了广泛认同。
他们指出，“研究人员通常将母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增加值（VA）称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并用FDI存量进行度量。”他们强调FDI存量与海外分支机构附加总值并不匹配，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他们的文章展示了两大重要的议题：一是文献中FDI这一概念使用的不精确性及其起源，二是衡量跨国公司（MNE）经营活动的各项指标。
数十年来，文献中一直将FDI和MNEs等同化，这两个词语经常互换使用。一本FDI理论的书几乎可以视作在讲述MNEs理论。由此类推，如果《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更名为《哥伦比亚跨国公司展望》，相信内容也不会有所变化。事实上，MNEs学者均认为这种等同是不成立的。二者真正的关系应当是，MNEs进行FDI，但同时也从事许多其他活动（包括技术传播、研发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产销等）。MNEs希望从其各种商业活动组合的投资中而非仅从FDI上获取回报。
这种简单地将FDI与MNE等同的处理手法，有其历史渊源。早期收集外国投资数据的相关人员已注意到MNEs所进行的投资与证券（债券和股票）交易是不一样的。Paish关于一战前英国海外投资的研究对此意识已有所体现。但真正的启蒙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商务部开始着手收集国际收支平衡的相关数据。随着20世纪20年代这种信息的整合，商务部开始意识到MNEs的投资不同于债券市场上的流动资本和推动美国股价高涨的货币资金。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商务部才启动对FDI存量及流量的测度。起初，美国输出型FDI包括在美定居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法人与非法人）控制的或是管理事务受其重大影响的外国公司中所持的全部股份。控制一词的定义非常宽泛，而且在享有“重要话语权”的条件下，少数股权是被纳入指标统计的。
也有针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输入型FDI的研究。从1941年起，一些研究将FDI界定在持股占比为25%，这一标准其后降至10%。这一时期人们致力于界定MNE的活动。FDI要求存在控制至少是影响的可能。对于指标应该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存有争议。《当代商业纵览》对此项内容及其变化有专题介绍。美国的标准逐渐为各大政府及国际货币组织所采纳。自1981年起，FDI的定义为“一国居民（从广义的法律意义上说，包括企业）对他国企业享有持久利益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的投资。”“持久利益”和“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这些词体现出判定“控制”性质的困难。虽然这些词语义模糊，但仍能表明FDI绝不仅仅涉及资金流，还包含企业的海外扩张。这些年来，其他衡量MNE经营活动的指标涌现，包括附加值、就业、分支机构数量、资产规模、盈利以及市场份额等。最终收益所有权的相关数据，将有助于解释复杂的MNE活动。每一指标都有其用，这取决于目标何在，每一指标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然而不同于其他衡量指标的是，尽管存在一定偏差，我们有许多国家的长期（虽然不完善）FDI存量系列数据。若能谨慎处理，这些系列数据是非常有用的度量指标。如果我们对数据包含（和不包含）哪些内容（即数据的局限性）有所把握，那么FDI存量仍是衡量MNE活动的良好指标并且能够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使用。
（南开大学国经所研究生 胡倩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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