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投资展望：从出口加工到知识处理：升级FDI促进工具

Jose Guimon*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变，通过提供拨款和关税、公司税豁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创建出口加工区，以便吸引跨国公司（MNEs）大规模出口导向制造活动。然而，过去几十年里，新兴市场一直试图参与一种新转型——从工业型经济到知识型经济——这要求采取不同的FDI促进政策。其目标在于建立知识处理区或科技中心，而非依赖出口加工区。但是，低成本、出口平台型FDI向高价值、知识寻求型FDI的转变过程面临挑战，而不能仅依靠MNEs分支机构驱动实现。当地研究人员、大学和公司与本地外国企业紧密结合，其产能标志着FDI驱动科技中心发展的成功，因此，外资参与将使东道国国家创新体系得到提升，而非削弱。

新加坡和智利的案例有助于证明FDI促进政策升级的必要性，以便推进政策议程。新加坡成功的FDI驱动型经济发展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FDI促进政策重心逐渐从低端制造业转向知识密集型活动。除以创新型MNEs为目标，最近这些年，政府推出许多新项目，以吸引外国大学进入本国，建立一个有竞争性的科技中心。全球校舍计划成立于2002年，以吸引外国大学校园入驻，目的在于提升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吸引国际学者和学生。此外，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CREATE）项目成立于2008年，以吸引外国大学的研发（R&D）中心。随之，来自6个国家的9所大学（包括MIT，剑桥大学）在新加坡设立新的研究中心，并且与当地大学和公司合作紧密。然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有独特性，历史、地缘政治和制度的综合环境所致（无法被其他国家简单复制），确保其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国际科技中心。

21世纪初，智利FDI促进政策也发生变化，致力于以FDI为杠杆建设国家科技实力。2000年，投资智利计划被推出以尝试仿效爱尔兰成功吸引高技术FDI，该计划提供高达200万美元拨款。2009年，一项新计划被启动以在研发基地建设国际卓越中心，为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高达1950万美元拨款，以便其10年内在智利成立新研发中心。该计划下，来自7个国家的13个研发中心已在此成立。遵循公开征集建议，中心选择基于与当地工业需求保持一致，以及与智利大学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这有助于说明公共政策如何调节外国研究中心的本地嵌入性，以便最大化国内联系和溢出效应。此外，2010年，政府成立启动智利计划，以吸引国外创新型企业家，为其提供居留签证，以及智利创业的小额无偿拨款。尽管超过70个国家的1000多家创业公司参与此计划，但迄今为止，对当地经济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尚有其他原因）在获得拨款和履行最低6个月居留期后，大多数企业家离开了智利。

尽管本文讨论的举措取得初步积极效果，但最终影响仍尚未得知。这些计划成本高昂，将纳税人的钱投向外国机构，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到期后，外国投资者的本地嵌入性是否仍然存在尚不确定。纯粹政策驱动或自顶向下的科技中心可能成为国家技术短板的短期补救措施、非持续性解决办法。因此，同时努力发展国内科技能力和授权当地参与者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吸引R&D相关FDI的政策不同于吸引大规模制造业务，由出口加工区体系下低成本方式转向致力于改进研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高质量方式。后者的FDI促进政策应该突出能与当地参与者建立知识密集型联系的潜力项目。这需要FDI政策与科学、技术、创新政策间相互协调，而新兴市场中，两个领域运作相对独立。与此同时，新加坡和智利相关经验表明，除以MNEs为目标外，新兴市场科技中心发展要求FDI促进政策涉及更宽范围，包括吸引外国大学，研究机构和创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