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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滕维藻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发表日期:2017-5-24 已经有0位读者读过此文

在纪念滕维藻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龚克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个隆重又简朴的纪念会,我想代表全校的师生员工表达对滕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并以此为契机,学习他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加速南开发展。

  我发言题目是:我们向滕先生学什么?我想,要学他的为政、为学和为人。

  我为什么把学习他的为政放在第一呢?这与我作为校长的身份有关,也跟滕先生的一生有关系,他担任学校重要领导职务达30多年,为政是他人生的很大一部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滕先生就担任学校的副教务长,帮助杨石先校长和吴大任教务长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他担任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毫无疑问,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学校的一个重要领导人。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滕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协助杨石先校长主持学校工作。两年之后,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来还曾代理党委书记。他是学校的第五任校长,而且是在我们学校经历历史性转折重要时期的校长,为学校发展做了许多重要贡献。打倒四人帮之初,很多人选择明哲保身,心有余悸,因为那时还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更没有全面否定文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滕先生凭借一颗对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拨乱反正,大胆推进平反冤假错案,这在那时候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当时还有人跑到市委贴他的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说,滕先生是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来承担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南开怎样适应历史转折发展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他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就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需要,调整学科布局。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只有数、理、化、生、哲、史、经、中文、外文这九个系。用滕先生自己的话来讲,那时候国家急迫需要的一些重要专业,南开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南开面临抉择,是守住摊子、发展好现有的专业,还是抓住机遇、适应国家需要大胆地进行调整拓展。在当时没有土地、没有资金、缺乏人才,内部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滕先生选择要调整拓展,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历史责任感。在他担任校长时期,奠定了我们今天学校大体的发展框架。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或质疑,比如北京有位很著名的学者写信给滕先生,反对学校建立旅游系。其实滕先生非常谨慎,没有听到校友建议就立即拍板,而是慎重地做了调研,发现这件事是和中国文化的振兴结合在一起的,他就当作文化历史事业来发展,所以一开始将旅游专业放在历史系。现在看,滕先生这种眼光十分超前,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小康,旅游业将会成为重要的产业,将更加证明滕先生的远见卓识。他还发展了计算机、电子、环境和法学、社会学、东方艺术等等,并在他的倡导下南开开始准备筹办医学院。他的后任母国光校长曾回忆说,滕校长特别提到南开大学将来发展会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我们没有医学院。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现在创建“双一流”的整个框架,这样一个学科态势,其实是在滕校长那个时候奠定的。在经济学方面,他大力发展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精算保险、交通经济等一批重要方向,他请杨叔进先生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请桑恒康先生担任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请段开龄先生来办精算保险,这些都是国际上的名师大家,现在来看,滕先生是有着多么宽阔的视野和胸怀!那时学校财力物力资源极其匮乏,做这些事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时法律系开课都要去借用吴家窑小学的教室,可滕先生竟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地推进南开的学科调整和拓展。他的这种眼界和胆识背后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为国家、为民族、为公的精神,他后来面对关于他“好大喜功”的指责时对家人说,对于国家的急迫需要,不可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再干。这就是对于国家发展的责任感,也是对学校发展的历史责任感。滕先生做的是学校学科的调整拓展,而担起的是民族大义。今天,南开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南开当前的发展条件比滕校长那个时候还是好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滕校长打下的基础上加快学校“双一流”的建设发展。我们现在又走到一个关键时期,今年将召开十九大,在2020年我们要跨跃小康社会这一阶段,向着建设世界强国的方向加快走去,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此时要学习滕先生的精神,要用他的这种责任感和胆识、魄力、眼光,瞄准国家需要、担起民族大义,加快学校发展。

  第二,学习他的为学。对经济学我不懂,但我从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回忆中,觉得滕先生为学,有两点特别了不起。一个是他的战略眼光,再一个是他的严谨学风。因为他大量的学术工作是在解放后至文革前,甚至是文革中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完成的。他一方面身兼学校的领导职务,直到文革前他还在强调以教学为中心,非常不易。另一方面,他在做学术研究时,处于国家比较封闭、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把眼光放向世界经济,真是难能可贵。他的这种眼界让我深深体会到,做学问不光是要低着头拉车,还一定要抬头看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滕先生凭借他的超前眼光,对跨国公司这样一个在战后兴起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敏锐的感觉,在困难情况下开展研究,极具战略卓识。滕先生治学严谨细致。他对学生论文的修改,要求十分严格,特别关注细节。这也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要广博,而且要在精深上下功夫,我觉得他这种既高瞻远瞩又严谨审慎的学风,应该是南开学人比较典型的一种学风。今天,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他的这种学风,学习他做学问时心系国家需要、放眼世界前沿又扎实沉稳。

  第三,学习他的为人。关于滕先生的为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看到一本书。书里说,一个年轻的陕西工人给名人写信,希望他们为青年人写些励志的话,他也写到了滕维藻先生那里。那时滕先生身体已经不是很好,面对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滕先生竟然认真给他回了一段很长的话:“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当过小学教师,当过中学教师,当过大学教授和校长,现在还继续在当博士生导师。虽然一生清贫,再加上风风雨雨,文革中九死一生,但我至今不悔。社会要发展,学术要进步,就得有人做着百年树人的工作。我用以自勉的格言是,对国家、对社会,要少索取、多贡献”。这段话,我看后非常感动,我觉得体现出滕先生的为人,他对国家、对社会“要少索取、多贡献”的崇高品格,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他的另一个手稿,也很代表他的为人。这是他1993611号,住在医院里给党支部的党员民主评议写的一份提纲。滕先生是我们前任的党委书记,他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认真严肃地参加支部生活。在这份提纲里他总结说:“第一,这一年半,给博士生组织专业课讲课,同时组织申请国家基金项目,取得较好的结果。一共批了两个项目得了基金10万余元。而且初步落实了进行的计划,可惜,因意外发现重症,住院4月余,给所有研究工作带来损失,现正考虑弥补调整。第二,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形势任务方面,虽然受生病影响,没有以前抓得紧,但在不利条件下还能注意学习时事政策,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跟上迅速变化的形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和社会不正之风泛滥的情况下,能够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面对腐败现象,能够正确对待没有陷入悲观失望或牢骚太甚。第三,在养病治病过程中,基本上能正确对待,保持心态平衡,不悲观失望,和医护人员合作,忍受痛苦折磨,同时,恢复过程比较顺利,对手术中类似事故的失误,没有抱怨和生气。第四,对我们国经所的人员调整安排,力求采取鼓励支持和团结合作的态度,有时也提出一些必要的建议,但极力避免影响新班子积极开展工作的顾虑,使多数群体对调整比较满意,团结也未受多少影响”。这四点,充分体现出滕先生严以律己、严以修身的崇高为人。

  我想,贯穿于滕先生为政、为学、为人之中的是“为公”。他的一生,真正是我们南开人秉公尽能、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生,也是为南开大学尤其是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再创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一生。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的为政为公、为学为公和为人为公的精神,像他那样弘扬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南开大学创建南开品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实现滕先生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奠定我们学校综合性研究型学科结构、适应和支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宏愿,这是对滕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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